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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劍:近代中國視野中的塔吉克斯坦 ——形象生成與認知塑造

      2018-06-11 08:52:36   來源:一帶一路百人論壇   評論:0 點擊: 類別:

      一.中國視域與“中亞問題”

       

      一個國家對外認知圖景的形成,既是本國知識界域外視野日漸深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該國與周邊及域外鄰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逐步推進的過程。作為一個具有眾多鄰國的東亞大國,中國在認識自身的同時,也逐漸形塑了對于外部世界的認知。在古代,中國對于外域的認知較為有限,對域外世界的了解從總體上服從于國內政治與思想秩序的需要。顧頡剛、童書業先生曾撰文指出:“戰國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是非常狹小的,他們不大理會四邊的情形;在那時只有一種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世界觀念。到戰國后才有具體的‘九州’和‘四極’說出現,這種‘九州’和‘四極’所包括的世界約同宋明兩代的中國差不多大。直到戰國晚年,才產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說——‘大九州說’和‘大四極說’與‘海外三十六國’等記載——來,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學思想,以及天文學等的影響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東西兩方為盛,因域外交通而構成了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里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事——來。”

       

       

      總體而言,由于特定的環境因素,使得中國在域外認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與傳統。如鄒振環先生所言:“中國古代關于域外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以《山海經》為代表的幻想系統和以《諸蕃志》為代表的藩屬系統?!渡胶=洝吩诤M饽?、西、北、東經中所羅列的交脛國、反舌國、三首國、三身國、一臂國、奇肱國、一目國、深目國、無腸國、大人國等,盡管國人深知該書屬于幻想的產物,但對后代的創作影響深遠。宋代趙汝適的《諸蕃志》堪稱第一部較全面地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而這一系統的關于域外的著述都是由國人根據道聽途說的材料,在‘天朝中心主義’的‘虛幻環境’內完成的——是以中國為中心、周邊藩屬為邊緣所形成的藩屬系統的地理沿革考訂和風土人情的記述。因此,在上述兩個系統的文獻中,很難找到一個真實和具體的‘異域’”。這兩種外部分類系統構筑了中國域外的非政治性的觀念與想象世界。而與此同時,在這一時期歷代正史的敘述中,對于域外的認知則主要服從于大一統秩序的現實需求和內斂型政治文化特質,對域外情況的敘述主要側重于北部、西部和南部區域,對于其他區域則甚少提及,更不用說歐亞大陸之外的情況了。

       

      到了近代,隨著西方地理學知識的傳播以及殖民探險的推進,人們對于世界各大區域內部空間的認知逐漸充實,曾經未知的“空白地帶”被一塊塊填滿。近代中國在域外認知上也逐漸受到這些曾經的“域外者”觀念的影響,開始對周邊和域外各國的情況有了更多的認知。這種情況,正如鐘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叢書》總序中所寫到的那樣:“林、魏之后,中國才開始有讀書人走出國門,到歐美日本去學習、訪問和工作。容閎、王韜、郭嵩燾、黃遵憲和嚴復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著出國的人漸漸多了起來,盡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員,但既然去了,就不會不接觸近代——現代的科學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國發生影響。”在這一過程中,受外部知識引介渠道的影響,國內近代知識界對外域的認知主要圍繞當時的歐美列強展開,對于俄國-蘇聯則主要關注其歐洲部分的情況,此外,在對于其他周邊國家的國情介紹則主要集中于對朝鮮、日本、暹羅(泰國)、阿富汗等國,對于其他區域國家的認知還較為缺乏。二戰結束,尤其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隨著國際關系格局的變革和對外交流的推進,中國的對外認知有了全所未有的提升。進入新世紀,全球化潮流涌動,在中國倡導“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對外視野和外域知識需求在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躍升。

       

       

      在中國對世界區域的認知中,中亞空間的呈現方式表現出更多的波動性。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歐亞大陸本身數千年來的歷時性變遷,尤其是在地理大發現時代前后所經歷的世界地緣格局轉變,長期以來作為世界歷史舞臺的歐亞-非大陸及其代表性的陸地文明逐漸被海洋力量超越,曾經作為歐亞大陸東西端文明交流中介區域的中亞也逐漸喪失其長期以來的中心性,世界歷史的主角開始轉向外圍、海洋與西方,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必然面臨一個如何重新發現和認識中亞的問題,或者說面臨一個超越了原先“西域議題”的新的“中亞問題”。

       

      1991年底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相繼獨立,不僅折射著二戰后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大轉變,作為世界兩強之一的蘇聯以聯盟國家徹底解體的方式,重置了一個世紀之前英俄“大博弈”后的中亞的基本政治架構與地緣定位,并意味著原本從屬于蘇聯內部秩序的中亞區域越出了國內秩序層面,開始進入世界秩序領域,成為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新周邊國家的中亞議題。對中國而言,中亞五國的獨立,也意味著原本附屬于中蘇關系的中國與蘇聯中亞地區的關系正式轉變為新的對外關系,同時,由于中亞五國與中國西北邊疆地區存在漫長的邊界線以及民族、宗教方面復雜微妙的聯系,因此,在原先的“蘇聯問題”基礎上,形成了以中亞國家為主體和對象的新的“中亞問題”,可以說,這是中國在二戰后所面臨的一種全新的區域性周邊態勢,與原有的“東北亞問題”、“東南亞問題”、“南亞問題”等相區別,而折射到中國的對外認知領域,則形成了鮮明的特殊性:一方面,作為與中國西北邊疆相鄰的區域,在中國的歷史認知層面曾被長期關注,甚至在某些階段其部分區域還曾納入過中央王朝的邊疆治理范圍,因此具有某種歷時性的認知延續性與傳統認知圖景;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中亞古代、近代與現代的政權區域范圍并不重合,也往往不存在一以貫之的延續性,尤其是蘇聯在中亞進行的民族劃界,將原有的汗國結構徹底打碎,進而在區域民族語言文化基礎上形成新的中亞各共同體認同,因此可以說,中亞區域的歷時性變遷以及當代中亞各國本身歷史(民族國家史)的歷時性變遷無法形成一種具有整體連續性的敘述,進而使其在與中國關系的外部表現方面,呈現出一種復雜的表現形式,即其“在當代政治事務中的新生性與其在歷史傳統中的古老性并存,以此就不同于那些國名一直延續至今的老牌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也不同于二戰之后擺脫被殖民狀態,實現獨立的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非洲的諸多國家等,更不同于與中國長期共享歷史并逐漸形成自身主體性的國家,如蒙古等國”,從而在與中國古代歷史的部分互嵌性及中國現當代歷史的完全脫嵌性之間形成了歷史認識與現實認知之間的某種“斷裂”,這也成為我們如今在面對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內的中亞五國的歷史與現狀時,在認知層面所出現的基本特征。

       

       

      作為塔吉克斯坦歷史與當代鄰國,中國既在歷史層面存在與波斯帝國、薩曼王朝、帖木兒帝國、布哈拉汗國以及作為俄國-蘇聯一部分的塔吉克斯坦的互動關系,同時在蘇聯解體之后又形成了中塔之間的現代雙邊關系,而這兩個層面都在積累和形塑中國視野下的塔吉克斯坦印象。由于學科話語的割裂以及中亞歷史時段方面存在的區隔特征(即上文所說的部分互嵌性與完全脫嵌性同時并存),使得目前國內知識界對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國家——塔吉克斯坦的認知在連續性中存在著某種“斷裂”,這種斷裂主要表現在對近代視野中塔吉克斯坦形象變遷的認知缺失,無法較為清晰地認識和把握從認知的部分互嵌到完全脫嵌之間的轉變過程。這種認識缺失不利于我們對于塔吉克斯坦整體形象的認知,因此有必要對近代中國視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區域的認知流變過程加以呈現,而這正是本文力圖努力的方向。

       

      二. 古代至20世紀上半葉的塔吉克斯坦簡史

       

      塔吉克斯坦,全稱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面積約14.3萬平方公里,人口820萬,位于中亞東南部,東部與中國新疆接壤,南部與阿富汗交界,西部與烏茲別克斯坦毗鄰,北部與吉爾吉斯斯坦相連,東西長700公里,南北寬350公里,是蘇聯中亞諸國中國土面積最小的國家,境內山地和高原占國土總面積約4/5,素有“高山國”之稱。全國共分為2個州(索格德州、哈特隆州)、1個自治州(戈爾諾—巴達赫尚自治州)、1個區(中央直屬區)、1個直轄市(杜尚別)。首都杜尚別(Dushanbe,Душанбе)是該國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教育中心,人口73萬(2012年數據)。此外,國內主要城市還有胡占德(或稱苦盞)、庫爾干秋別、霍羅格等。

       

      1924年10月14日,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成立,屬當時的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29年10月,成立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作為聯盟一級的加盟共和國加入蘇聯。1990年8月24日,該國發表主權宣言。1991年8月,更名為塔吉克斯坦共和國,9月9日宣布獨立,同年12月21日加入獨聯體。塔吉克斯坦全國共有86個民族,其中塔吉克族占79.9%、烏茲別克族占15.3%、俄羅斯族占1.1%,其他民族占2.6%。主要宗教為伊斯蘭教和東正教,其中絕大多數居民信仰伊斯蘭教。塔吉克語為國語,該語言與現代波斯語極為接近,俄語為族際通用語。

       

       

      從歷史發展的維度來看,塔吉克斯坦所在區域文明開化較早。這一區域在沙俄吞并前的漫長歷史階段經受過外部的多次入侵,波斯、亞歷山大、貴霜、匈奴、突厥、阿拉伯和蒙古等先后進占該地區,從而在社會、文化和宗教層面經歷多次變革。如加富羅夫所言:“塔吉克民族的形成過程,完成于薩曼王朝統治河中地區和呼羅珊的時期。……早在七世紀時,匯合成一個塔吉克民族的諸部落,在地域、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就大為增加了,并且具備了形成統一民族的一切前提。阿拉伯人的入侵和他們實行的強迫同化政策,曾經阻撓這一過程,但是結果并沒有能消除形成塔吉克民族的歷史趨勢。”而值得注意的是,塔吉克人作為唯一屬于東伊朗語族的民族,其生活地域在歷史上曾經是波斯帝國以及伊斯蘭化的薩曼王朝(874—999年)的一部分,因此在文化層面上受到波斯-伊朗因素多重影響,深深打上了波斯-伊朗文化傳統的烙印。從公元5世紀起,薩珊波斯帝國為抗衡在中亞崛起的嚈噠帝國,開始與當時位于中國中原的北魏政權頻繁交流。在薩曼王朝時期,其東北部邊境與中國回鶻族所建立的王朝(喀喇汗王朝)接壤并產生聯系。

       

      長期以來,塔吉克人并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他們大部分居住在澤拉夫善河流域的布哈拉河費爾干納的浩罕汗國各地,一部分居住在希瓦汗國和哈薩克汗國奇姆肯特等地。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內的吉薩爾、喀拉提錦等地,存在著一些半獨立的小公國,有時是布哈拉等汗國的附庸。因此,這一時期塔吉克人的歷史是和布哈拉汗國、浩罕汗國、希瓦汗國等的歷史分不開的”。13世紀,這一區域被蒙古人所征服,成為蒙古帝國的一部分,14至15世紀歸屬于帖木兒帝國,16世紀開始成為布哈拉汗國的一部分。到18世紀末19世紀中期,隨著阿富汗王國的建立,原來居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部分塔吉克人,被人為地與居住在中亞的塔吉克人民分隔開來,而中亞的大部分塔吉克人則又居住在布哈拉汗國與浩罕汗國的各個城市、費爾干納盆地和綠洲當中,此外,也有一些居住在現今哈薩克斯坦境內山區的半獨立領地中,少數居住在希瓦汗國的赫爾哈薩克汗國的城市,如奧李阿塔、奇姆肯特以及中國新疆等地,在北印度和現屬伊朗的呼羅珊也有相當多的塔吉克人居住。

       

      俄國在中亞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亞塔吉克人的發展軌跡。在19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后,俄國在歐洲方向西進的勢頭被逆轉,遂轉而將擴張的矛頭轉向東方,中亞就是其中的一大方向。在19世紀中下葉,俄國對當時中亞諸汗國進行大規模軍事征服。1864年9月,俄軍攻占浩罕汗國重鎮奇姆肯特,次年占領塔什干,1866年又先后奪取忽氈(今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以及烏拉秋別等戰略要地。1868年,俄軍控制塔吉克斯坦北部區域和帕米爾地區。1876年2月,俄國徹底攻滅浩罕汗國,改建為費爾干納省,隨后逐步控制哈薩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區。1892年,俄國徹底完成對塔吉克斯坦地區的征服。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當時生活在中亞地區的民眾只是模糊地意識到族群的區別,還沒有清晰的民族-地域認知。

       

       

      蘇聯在中亞地區的行政改革真正確立了明晰的中亞民族-地域認知,并從行政層面固化了中亞的民族區域結構,塑造了塔吉克斯坦的當代疆域與認同。1918年,當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隨后,根據蘇聯中亞民族區域劃界的相關原則,1924年10月14日成立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隸屬于當時的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當時該自治共和國的領土面積為13.562萬平方公里,人口約82.6萬,其中塔吉克人有62萬,約占自治共和國人口總數的75%。1929年6月,蘇聯政府將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升格為加盟共和國,同年10月16日,正式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脫離烏茲別克共和國建制,與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相平行,同年12月5日完成加入蘇聯的全部程序,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這是歷史上首次在這一地區建立以塔吉克命名的國家。從塔吉克斯坦當代國家形成的地緣結構而言,蘇聯于20世紀20年代在中亞地區進行的民族劃界對塔吉克斯坦造成了多重影響,一方面塑造了延續至今的塔吉克斯坦版圖,并在此基礎上為塔吉克斯坦參與當代國際事務奠定了現實基礎,而在另一方面,則成為蘇聯中亞諸加盟共和國中唯一一個非突厥語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共和國,與其他四國在文化與宗教認同層面形成了微妙的差別。此外,塔吉克斯坦“雖地處叢山之間,但它扼東西交通之要沖,又處當時蘇聯邊防前哨,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這可能是蘇聯政府決定把塔吉克自治共和國升格為加盟共和國的重要原因”。

       

      1929年起,塔吉克斯坦按照蘇聯中央政府的統一安排,開始推進農業集體化。在20到30年代,塔吉克斯坦經濟發展受到聯盟中央政府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蘇聯政府還從俄羅斯等地派出大量熟練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前往當地進行技術指導。在前兩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1933-1937年)期間,當地經濟發展的近80%資金由聯盟中央政府提供。1941年至1945年衛國戰爭期間,蘇聯政府又有計劃地從西部地區將許多工廠設備和技術專家遷徙到中亞地區,其中就包括塔吉克斯坦。而與此同時,塔吉克斯坦也動員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蘇聯西部戰場。在政治層面,1933年塔吉克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馬克蘇姆遭到批判和罷免,這揭開了斯大林在蘇聯中亞各共和國最高領導層進行清洗的大幕,一直持續到蘇聯衛國戰爭時期。

       

      三.近代中國知識視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象變遷與認知構筑

       

      古代中國知識視野中的塔吉克斯坦,由于其區域認同尚未形成,因此都以對當時西域乃至波斯帝國、薩曼王朝、布哈拉汗國、浩罕汗國、希瓦汗國的認識而表現出來,這種認知往往與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當代中亞諸國的歷史認知雜糅在一起。

       

       

      近代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對塔吉克斯坦的認知形成是較晚近的事情,基本上是伴隨著塔吉克斯坦作為一個同時具備較為明確的族群與地域指向的名稱的出現而逐步形成的。從總體來看,近代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對于塔吉克斯坦的認知框架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對塔吉克人歷史與文化傳統的認知,這種認知相對而言比較連貫,并由于中國國內已存在被稱為“塔回”的部分塔吉克族(即便當時還沒有正式認定),因此成為構筑近代塔吉克斯坦認知的主要載體;另一部分則是對俄國-蘇聯整體認知空間下對于其下屬行政單位的塔吉克斯坦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發展狀況的認知,這種認知建基于俄國-蘇聯國情以及當時中俄、中蘇關系的總體狀況,并受國際地緣環境因素的影響??傮w而言,近代中國視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象的呈現是一個由粗略到詳細逐步遞進與展開的過程,并在此過程中完成了從傳統王朝視角的邊地敘述向中蘇關系總體框架下的對于蘇聯中亞區域的相應認知。

       

      從具體的時間線上來看,由于蘇聯加盟共和國一級的塔吉克斯坦直到1929年才正式建立,因此,這一信息反饋回中國知識界自然也是較為晚近的事情。就筆者掌握的信息,一直要到20世紀30年代的國內出版物中,才開始正式出現塔吉克斯坦的零星信息。在著名的邊疆研究學者華企云所寫的《中國邊疆》(1932年)一書中,第三章“邊疆鄰接各地之地理概況與最近民族運動之鳥瞰”部分對“中亞細亞”作了專節介紹,并羅列了中亞的三個共和國,分別為吉爾吉思(Kirghiz)自治共和國、土可曼(Turcomen)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烏茲伯克(Uzbek)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并指出,在土可曼東內有達輯克(Tadzhik)自治共和國,后面又在注釋中稱,達輯克一譯托輯克,即Tadzhik。該書敏銳地注意到了中亞對中國邊疆穩定的重要性,但在當時的中亞行政區劃方面,所呈現的信息有所滯后,將當時已經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的塔吉克斯坦歸并到土庫曼斯坦境內,而實際上,即便是在塔吉克斯坦升格為加盟共和國之前,也是從屬于烏茲別克斯坦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國內知識界對于塔吉克斯坦乃至中亞行政區劃知識的缺失與誤差,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近代中國邊疆研究與域外知識之間存在的某種斷裂與脫節,也正是當時貧弱的中國無力有效拓展對外視野的一個例證。

       

       

      盡管當時的知識界對于蘇聯中亞的情況所知甚少,但依然有一些報紙文章為當時的國內知識界提供部分信息。例如,在1935年,《大公報》刊登名為《中央亞細亞一帶的民族》的文章,記述了蘇聯中亞的自然環境以及歷史上的中亞民族狀況,并在“各民族小史及其現狀”下的“印歐族”部分記述了中亞塔吉克民族的情況,文中寫到:“一提到亞洲內陸,往往使人想到重疊的山嶺、遼闊的草原、荒涼的沙漠,以及常年跋涉的駱駝隊。這種印象也可說有相當的正確,然而近若干年來經各野心國家的積極經營,雖說尚是開發初期,然已大改其本來面目了。……塔吉克人(Tadjik),多在阿富汗及塔吉克蘇維埃共和國,奉回教,為依蘭族之一支,業游牧或半游牧。中國人皆以其為纏回同宗。其交通方法驢騾較駱駝更重要,蓋居地多山嶺故也。在新疆境內者稱為塔回,語言屬伊蘭語系。”該文在對蘇聯中亞現狀加以介紹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中國境外塔吉克民族及其信仰的基本信息,并順便介紹了中國境內的相關跨界民族狀況。
       

      隨著國內抗戰的全面爆發和蘇聯對華援助的推進,國內知識界對于蘇聯國情的認識也日漸增多,國內報刊開始刊載大量關于蘇聯革命、外交與建設的文章,其中就包含對于蘇聯中亞及內部各加盟共和國情況的介紹,部分內容涉及塔吉克斯坦。進入20世紀40年代,隨著蘇德戰爭的爆發,國內關于蘇聯政治軍事時局的報道猛然增多,開始出現對于位于蘇聯中亞地區的塔吉克斯坦相關信息的專門報道。

       

      1941年,《新聞類編》轉引蘇聯《消息報》刊載的由時任塔吉克斯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加福羅夫(也譯為加富羅夫)撰寫的《抗戰中的塔吉克斯坦》一文,其中寫到:“塔吉克人民的兒女們,正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喬治亞(即格魯吉亞——筆者注)人、白俄羅斯人和烏茲伯克人,并肩攜手,英勇地對希特勒股匪作戰,或者在后方,以光輝的勞動幫助創造紅軍的勝利。”到了1942年,國內譯介出版蘇聯學者杜勃洛夫斯基等著的《蘇聯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一書,該書分述當時各加盟共和國(含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自然地理、歷史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狀況,其中專章敘述了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情況。1943年,《中央亞細亞》雜志刊發《蘇領中亞經濟地理(續完)》一文,其中寫到:“大食共和國。‘大食’(Tadghik),普通地圖多譯作‘達輯克’,其面積約與中國河北省相等,為中亞面積最小之國。位于中亞之最東南部,東接中國新疆,南接阿富汗,北鄰啟爾吉茲,西鄰月即別;其區域因系從民族的條件,故國境曲折很大,尤其北方遠及斐加納峽谷,深入月即別領內”。之后又進一步對該國的自然環境、住民與產業、主要都市等相關信息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同年,《大公報》刊發總題為《發展中的中央亞細亞一瞥》的系列報道,該報道譯自曼得爾(W. M. Mandel)的英文文章(原文刊發于1943年2月號《太平洋雜志》),全面介紹了蘇聯中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相關情況,其中寫到:“中央亞細亞是烏茲貝克(即烏茲別克——筆者注)、卡查赫(即哈薩克——筆者注)、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土克曼人民歷史上的定居地,并且在數量上占優勢的地方。這些民族住著整整同半個美國大的領域。它在東方一千英里和新疆毗鄰,往西一直張伸到距史達林格勒不到一百英里,距阿斯特拉罕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沒有什么疑義,德國的炸彈早已落到過卡查赫共和國的地面上了。”

       

       

      二戰結束之后,作為同時遭受巨大戰爭損失的同盟國家,中國和蘇聯同樣面臨著艱巨的戰后重建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學習蘇聯在社會建設方面尤其是邊疆地區的建設經驗,就成為當時國內報章關注的主要議題。在這當中,就有對曾經一度處于落后局面的塔吉克斯坦建設與發展情況的專門介紹。例如,1947年《瀚海潮》雜志刊發《突飛猛進中的塔吉克斯坦:附山地巴達赫山自治省》一文,全面介紹了塔吉克斯坦的基本國情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狀況,是近代中文報刊中關于塔吉克斯坦狀況介紹最為詳盡的。文中寫到:“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The Tadjik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位于中亞細亞之東南部,在此地,蘇聯跟印度的交界,僅僅距離十五公里之遙,只有屬于阿富汗的一條很窄狹的地方,在他們中間分隔著。……塔吉克斯坦(Tadjikstan),也就是塔吉克共和國,面積共有十四萬二千三百平方公里,人口共有一百五十萬人,在全國居民之中當以塔吉克人為主,其次有俄羅斯人、烏孜別克人、柯爾克孜人等雜居。首都為斯塔林那巴德(Stalinabad),全城共有居民八萬三千人,過去此地舊名為邱單壁(Diushanbe),乃一窮僻之鄉村,如今一變而為全共和國之政治文化經濟工業等之中心。……文化方面,塔吉克斯坦在蘇聯革命前,居民之中僅有百分之零五認識字的,而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在文化方面的情形,是和過去大不相同了。的確,這也是蘇聯對于小民族,特別文化低的民族,所慣用的文化政策,塔吉克人是土厥種,原有其阿拉伯的經典文字,今天的塔吉克人,便直接由拉丁化的塔吉克文而一躍為俄羅斯化的塔吉克文矣;在這方面的成功,自然是蘇聯文化思想統制政策的結果,這是可想而知的。這里在全國實行著全民教育,建有各種文化教育機關、戲院、電影院等。并有蘇聯科學研究院的支部之設。……在帕米爾,有山地巴達赫山自治省,也在塔吉克共和國組織之內。目前在帕米爾擴大了耕種面積,首先在東部帕米爾建立了農業,栽培蘿卜、白菜、土豆和大麥。在四千公尺高度的地方,組織了‘帕米爾’國家牧畜農場,建設有學校、醫院、電影院。直到如今,在帕米爾所用的燃料,還是野草的莖根之類,僅僅不久的時候,在穆爾干布地方附近,才開始挖掘煤礦,也同時發現出了其他有價值之礦產(如光學上用的弗素F)……總之,塔吉克斯坦是蘇聯中亞共和國之一,更是接壤與我國新疆、阿富汗,以及經阿富汗走廊覬覦印度之基地,因此該共和國之一切,均有積極之努力與發展,就一點而論:帕米爾之地為迄今中英俄尚未經明定界務之處,而蘇聯不但已有自定之界,且該處一切早為詳細考究矣。故該共和國之突飛猛進,亦有其鵠的也。”1947年也是俄國十月革命30周年,當年11月,蘇聯駐華大使館新聞處在南京以中文編印《三十年來的蘇聯》一書,對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內的各加盟共和國的情況進行了詳細介紹。1948年的《塔茲克、吉爾吉斯、哈薩克——毗連我新疆省的三個蘇聯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一文則系統介紹了蘇聯中亞三個加盟共和國的情況,在關于塔吉克斯坦的部分這樣寫道:“圖畫一般的塔茲克和吉爾吉斯兩共和國都在中央亞西亞,而且是緊緊相鄰的。疆域全是山地,在蘇聯各邦中地勢最高。各擁有人口一百五十余萬。給烏茲別克、土爾克曼及哈薩克等國供給水源及灌溉田地的大河如阿穆·達亞、塞爾·達亞等河流,均由塔茲克及吉爾吉斯的高峰中發源。這兩國的土地只有極小部分是谷地及山坡。塔茲克共和國,面積等于瑞士的四倍,從前屬于布哈拉土酋,后來成為烏茲別克共和國的自治邦,到一九二九年方成立為完全共和國,居民和中亞別的國家不同,不是韃靼而是伊朗血統,一般都認為他們是中亞最古的民族。高身材,直鼻子,往往是藍眼睛,也許他們和雅利安人的關系比日耳曼人或西方其他諾曼地人(Nordic)更為接近一些。……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塔茲克在全俄中還是最貧窮最落伍的民族,例如,僅就他們城市的名字而論,像寇得干(Khodzkent)——現稱列寧哈巴特(Leninabad)——那時候就被稱為‘永遠負債的地方’、‘吃牛糞的地方’、‘永遠不知面包味道的地方’等等,這就可以充分證明他們的窮困生活。那時,人們的主要食物是用野菜做的餅子。沙皇統治下僅有千分之五的人民是識字的,沙皇統治以前大約也是如此,到了今天識字人數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了。……塔茲克人有一句奇怪的話:‘我們的南方就是北方’。這卻真是事實,因為只有北境氣候比較溫和,土地比較平坦,埃及棉及各種果品產量甚富。南境全是高山,天山山脈橫亙其間,帕米爾高原就在最南方。帕米爾像一個巨人,站在那里,把中國、印度和蘇聯三國分開。它是全中亞的分水嶺,有‘世界屋脊’之稱。”

       

       

      總體來說,近代中國的塔吉克斯坦認知經歷了這樣幾個主要階段:(1)清末至20世紀20年代末,由于塔吉克斯坦區域成立單獨政區(1924年)或建立加盟共和國(1929年)相關信息在中國國內傳播的滯后性,這時期國內對塔吉克斯坦區域的相關認知主要建立在對歷史上的波斯帝國、薩曼王朝、帖木兒帝國及布哈拉汗國基礎上,此外還包括對如今部分屬于塔吉克斯坦的帕米爾地區的歷史認知,在國內知識界的認知層面還沒有對塔吉克斯坦區域的清晰概念;(2)20世紀30年代,隨著1929年塔吉克斯坦升級為聯盟一級加盟共和國,以及國內對蘇聯國情介紹的深入,國內對于塔吉克斯坦的認知有了進一步的深化,有了對于該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的基本認知,但這種基本認知的信息量較少,主要還是在對蘇聯中亞地區的相關介紹中順帶提及;(3)20世紀40年代,隨著二戰期間中蘇同盟關系的深化,以及戰后國內重建的需要,蘇聯形象和蘇聯經驗成為當時國內報章的一大關注重點,受此影響,一時期對于塔吉克斯坦有了進一步的認知,尤其是對其社會建設和改革有重點的關注。當然,這一時期對于塔吉克斯坦的相關認知,基本服從于當時中蘇關系的總體狀況,尤其是兩國間的外交關系格局。

       

      四.結語

       

      中亞曾經具有其自身的中心地位,但長期以來,它在生活在中亞之外的人眼中,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黑洞”式景觀,既讓人著迷,又讓人懼怕,卻往往讓我們忽視了其在歷史與地緣秩序中曾經扮演的世界性角色。對此正如貢德·弗蘭克在其著名的《中亞的中央性》一文中所提示我們的:“中亞之所以是一個黑洞,就在于它必須引起世界體系史研究的關注甚至熱情。但是,中亞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歷史當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視的部分。之所以造成這種忽視,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歷史絕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將其勝利合法化的勝利者所書寫的。而中亞在很長一段時期是一些勝利者的家園,對于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他們要么記述了一些歷史,要么留下了一部分歷史遺跡。隨后,自15世紀以來,中亞民眾在兩方面幾乎都成為失敗者。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輸給了別人,而它們所在的中亞故土也不再是世界歷史的中心。”如今,作為一個正在重新崛起中的大國,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中國對外認知視野的拓展不應僅局限于對歐美諸國的既有認知,還應對歐亞大陸乃至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區域有更為全面的認識,唯此方能確立起當代中國的整體國際視野。在新的“中亞問題”語境下,如何在更大的世界體系范圍內認識中亞,如何以更具連續性的視野來觀察和認識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內的中亞諸國,進而形成一種兼顧民族文化主體認知與民族國家主體認知的新中亞認知圖景,則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作為一個在某種程度上與其他中亞四國之間兼具同質性與異質性特征的國家,塔吉克斯坦國家在近代歷史中的形成,既有其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淵源,同時也跟蘇聯當時的中亞政策及其對泛突厥主義所持的立場息息相關,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塔吉克斯坦的正式獨立,新世界體系與歐亞地緣政治格局下的塔吉克斯坦國家認同正在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和強化,這也將反過來對塔吉克斯坦自身的歷史書寫與認同產生影響。作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鄰國——中國,我們正在逐步面對一個不斷豐富和完善其自身歷史與現實認同的國際法意義上的新生國家,同時也必然會面臨與塔吉克斯坦在國家-民族歷史、歷史與現實族體身份認同等相關議題方面的分歧與挑戰,因此我們本身的塔吉克斯坦認知同樣需要豐富和完善,需要建立起兼顧古代、近代和現代的整體認識圖景,唯此才能形成一個具體而全面的塔吉克斯坦形象。從本質上說,認識他者即在認識自我,探究近代中國視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象變遷,這是一個重新“發現”塔吉克斯坦的過程,也必將是一個全面認識中亞、進而重塑中國對外認知完整圖景的必經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將深化對于中國本身的思考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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